甘州府城的前世今生
——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故事发生地及创作背景
文/陈玉福
甘州府城是矗立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与芦水湾生态大景区一隅的仿古建筑群，古色古香的建筑旨在还原古甘州府中心街巷的风貌。目前，投资九亿多的主体工程已经建成一大半，剩余地貌复原绿化和引水连湖，以及部分在建的收尾工程也正在有条不紊施工。
第一次到甘州府城，是作为受邀讲学的客人身份来参观游览的，甘州府城建筑面积很大，初来乍到的懵懂中只觉得曲折蜿蜒、雕梁画栋，碧水相连、绿树掩映的清新雅致中竟有些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的不辨东西。彼时，并不觉得自己和这里会有什么牵扯，和这其中的一座小院有着什么样的不解之缘。
时隔三月，再次踏足甘州府城，已是作为张掖市委、甘州区委引进的专家学者，以特殊人才的身份入驻这里，成了甘州府城的常驻客，成了位于“甘州府衙”之中一间小院的主人。缘分就是这么神奇，兜兜转转便确定了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牵绊，在把自己交给这方土地时，没有任何顾虑，也没有一丝排斥，我决心后半生就在此地生根了。厌倦了高楼林立间的逼仄憋闷，看烦了车水马龙的嘈杂喧闹，站在府城清冷的街道上，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空气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丝丝本真，与一缕缕湿漉漉的水汽一起吸进肺腑，便瞬间找到了一种叫做回归的东西。很久没有如此接地气了，城市的生活让我们活得像一架架行走的机器，习惯了楼房里那四四方方桎梏般的水泥钢筋，能够搬回平房沾一沾泥土草屑，跟一只得脱鸟笼的金丝雀重获自由回归森林是差不多畅快的。
于甘州府城布置工作室“安家”之后，终于有时间近距离触摸这方山水，细细感受那些明清风格的建筑群落，从而便对甘州的前世今生有了浓浓的好奇与探究。一座城池的诞生不会比一个人的孕育生长过程复杂多少，饶是久远总还是有来历可寻的。查阅史料追古溯今，历史中的甘州府城从遥远的风尘中款款而来，逐渐面目清晰，轮廓分明起来。
甘州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是历代所辖郡、州、路、府、镇、地、市、县驻地。秦汉时，月氏和匈奴筑城还没有甘州的叫法，十六国西魏时期，随着甘州的命名，才有了甘州城的叫法。《甘州府志》里面说甘州城始建于西夏以前，元大德年间有过扩修和重修。这个记载稍显敷衍。《甘肃通志》中的记载就详细很多了：旧城周长九里三十步。明洪武二十五年，于旧城东面增筑三里三百二十七步，总计周长为十二里三百五十七步，高三丈三尺，厚三丈七尺，城墙东西南北正中各开一门，上有横额镶刻。东门“扬煦”，二门“寅宾”；西门“怀新”，二门“广德”，三门“宣威”；南门“延恩”，二门“时薰”，三门“行熏”；北门“镇远”，二门“永康”。各城门顶上和城墙四角都建有三层飞檐挑角的门楼和角楼；正门之外筑有瓮城；城四周护城河相围，深一丈七尺，宽三丈七尺，与城门相通的河面上各架石孔桥一座；城东、南、北三面筑有城郭，东郭长四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二尺，厚二丈一尺；南郭长二里二十四步，高厚与东郭相等；北郭长占东郭的一半，高厚亦与东郭相等；城西未建郭。
古代计量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以清光绪年制定的度量衡计算：一步等于五尺，一丈等于十尺，180丈为一里。换算成现代数值，一尺相当于32厘米，一里就是576米。我们现在熟知的一里500米的计算结果，1929年才开始沿用。按照这个数据去量甘州古城的大小，便可以得出，明洪武二十五年前还没有增扩的城池周长是5232米，权且当做是一个正方形来分解，其时的甘州城长宽只有2.6公里委实不大。而等到明初增筑之后有多大呢？同一算法得出周长7483米，假设还是一个正方形，边长约为3.75公里。在古代，方圆在这尺寸的一座城池已经很有规模了，据史学家提供的数据，汉唐时作为京都的长安城是东西长约十八里左右，南北宽约十五里左右的一座城池。当然，如果再加上能跑马车的厚重城墙、瓮城、护城河和四郭外围建筑，便成了一座攻防兼备、规模浩大的大城市了。
甘州古城是河西边陲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历代都有重兵驻守，各朝代对城防设施也非常重视，特别是明代改建的砖砌城墙，据说在西北仅次于声名显赫的西安城。砖砌城墙源于明嘉靖三十八年，时任甘肃巡抚都御使陈棐（fei）查勘河西军事防务时，发现甘州城墙是沙土夯建的土城墙，考虑到对敌作战的诸多不利，当即亲自督建城防在城墙四门各新增修筑了六座炮台，用于安放火炮加固防卫。至万历初年，三边总督石茂华与继任甘肃巡抚廖逢节先后上奏，对甘州城加固的重要性陈述利害，获得万历皇帝允准随即拨付帑银支持修筑。历时两年，甘州城墙由土墙改建加固为砖石包砌，这才有了与西安城相媲美的甘州城。《甘州府志》记载：城墙包砌共用砖四百八十八万八千三百块，石条一万一千二百块，石灰一万七千五百石。
修复后的甘州城，四门之上有了更为显明的匾额，“弱水东流”“祁连南耸”“长城北环”“流沙西被”，四块匾额各有对应，道尽了甘州地理、地形的特点，一时成为当地人人称颂的盛事。不过，相对于之前四门镶刻着的横额，这些浅显易懂的新匾额虽然文艺气息浓厚，却到底少了那么一点点讲究，与历朝题匾的用意和含蓄相比，不够厚重倒稍显浅薄了。
古代建造城池和城门命名都是有规矩和学问的，以北京城为例，设计和布局依照阴阳八卦的原理而定，修几个城门、分别叫什么、主要用途干什么都有明确定规。明洪武三十五年还曾出过法典，明文规定军民人等不许九五间数。因为皇帝是“九五之尊”，普通百姓，甚至文武官员建造房舍都有专门管理的衙门来监督，更别说是一座城池的修筑和城门命名了。甘州城筑有四门是定规，命名如“扬煦”是旭日东升的意思，不用说乃是东门，为官民人等进出通行所用；相对应的西门处横额“怀新”，取自陶渊明诗句“平畴交远风，粮苗亦怀新。”喻为茁壮的禾苗正在孕育谷穗，形容生机盎然的意思，一般作为粮车专门进出的城门，尤其在战备时这道门专为粮道，有效避免了关键时刻堵塞拥挤的隐患，确保城池被围，或是往外调运粮草时快速直达；南门主火，为柴草煤炭进城的绿色通道。时薰与行熏分别指花草和薪柴，泛指柴草。在古代那个以烧柴和煤炭取暖用火的时代，需求量和耗费量巨大，但没有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多以伐木烧炭来代替，白居易名作《卖炭翁》中可见一斑。南门题“延恩”有源源不断的祈愿，让人十分不解，难道古人也担心资源枯竭？北门就直接明了多了，“镇远”有坐镇一方威慑敌人的寓意，“永康”则希望天下长治久安、百姓清泰安康。古时，特别在历代中原政权心目当中，敌人皆来自北方，北门之上题写霸气匾额多为激励鼓舞民心，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具有尚武之风和时刻警醒的多重含义。如“平远”“抚远”“安远”等等词汇并不鲜见，在古代体现着中原王权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忌惮和提防，多用于北城门匾额，以及历代出征打仗时对统兵大将的封赐名号。所以说，有些时候与时俱进的并不见得都是可取的，修复后的甘州城四门匾额未见得比原来那直观且具有文化内涵的两颗字更出彩，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大修之后的甘州城从整体坚固性和美观度上都有所提高，尽管文化意蕴上有所欠缺，但亦不妨碍它成为传说里与西安城相提并论的名城。只是，这样的虚荣仅持续了十多年，至明万历十八年，一场地震便令很大一部分城墙倒塌、断裂，虽有地方乡绅、商贾出资修葺也已很难完全恢复原貌，总归留了残痕破损。清康乾三代把经略西北重新提上日程，于乾隆二十九年时朝廷拨专款重修甘州城，使得古城得以复原，晚清时西北回民叛乱甘州城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北城门惨遭战火焚毁，残垣断壁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令无数甘州人扼腕。所毁城墙于甘州古城来说就仿佛一块难以愈合的伤口，见证着那些刀光剑影对自己的一次次冲击，欲说还休中只剩了风沙中一声沉重的叹息。
光绪二十四年，在甘肃提督张永清、甘州知府诚瑞和知县张心镜等地方官员的筹措下，甘州城再次得以修复。比起被毁损前，新修的甘州城一扫“土”气，全砖石垒筑达到了空前的完整牢固，再加上晚清建筑技艺的趋于臻境，甘州城较之以前更为威武雄壮，东城门楼上煊赫地镌刻着白底黑字“河西第一城”匾额，令其具有了张掖郡最初归属大汉时的那份豪气干云来，端得直白自信，一如张掖人骨子里深藏的性格。只是，甘州城似乎注定了命运多舛，巍峨雄奇的“河西第一城”只辉煌了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便又毁于民国十六年的甘州大地震。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震源中心位于甘肃武威的8级大地震致使人畜死伤无算，田地房舍震毁十之八九，一衣带水的甘州受损程度略轻，但也伤亡不小，甘州城墙亦遭波及多处倒塌断裂。地震之后，地方士绅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修整，好不容易恢复原状了又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为预防日军空袭和利于百姓疏散，于城墙南北各开劈了一道新城门，后来又因汽车进城不易转弯，陆续拆除了东、西、南三面的瓮城，甘州古城新伤旧痕已初现千疮百孔。及至到了解放初期恢复大生产运动中，老百姓掏城砖修房、运城土造田，开始将古城墙大面积拆除夷平，只剩了残破的一小段土墩子墙体，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彻底铲平。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一截土台子做了圈护和基本修整，总算是保存下来了，但从逐渐淹没于城市高楼林立之间的古城墙遗址间，已经很难寻找到史书中记载描写的半点雄伟，终是成了永远的遗憾。
站在微缩复原的甘州府城仿古城楼上远眺，追忆一城山色、半城塔影的古甘州，属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封存于远去的岁月之中，已经没有办法感受到更多。曾有人批判当今的仿古建筑，说仿古复原修筑得了外形，内在灵魂却再也不可能还原。我原来也觉得有道理，但亲身感受过、亲眼看到甘州府城后，便不能完全苟同了。历史不可复制，这是前提。这些仿古建筑固然还原不了古老的灵魂，但起码我们在试图用这样的形式去铭记历史，至少让看到的今人和后来人知道这座城市曾经存在过的霸气与辉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拥有过和失去过的那些酸甜苦辣。
一个城市是有生命的，通过追溯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来处与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