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听情话的耳朵与旋风式的甜嘴
1963年，在台湾，一个春天的傍晚。
38岁的聂华苓走进美国新闻处大院，她一身素装，眉宇间夹着哀怨与愁闷。过去的几十年，她一直是孤苓一朵——生于武汉，流离于重庆，又漂泊到台湾。
此时，大院里正举行一场鸡尾酒会，举杯交谈的多是诗人、作家。现场十分喧闹，身材娇小的聂华苓被热浪裹挟着，任斑驳的灯光将秀气的脸庞勾勒出几分苍凉。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越过人群，将深邃的目光投到她脸上。他叫保罗·安格尔，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负责人。该工作坊主持美国第一个以写作获学位的项目，为此，他正在世界范围内搜罗和邀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免费赴爱荷华学习和创作，台湾是其中一站。
来台湾之前，他读过她的作品，还试着翻译那些充满东方意象色彩的文字。他想过去跟她说话，但是几次被人打断。直到酒会接近尾声时，保罗才挤到聂华苓的身边，急切地说：“你就是《翡翠猫》的作者吧，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她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英语流畅，回答冰冷而尖锐：“你是主人，你也没跟我说话。”他关切地说：“你应该到爱荷华去！”她仍旧冷若冰霜：“我不可能去！”
那时候，聂华苓的处境非常糟糕，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刚刚病殁，丈夫6年不曾回家，她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最让她苦恼的是，当时她参与编辑的《自由中国》，因为刊登了触犯当局的文章而被查封，她整天被特务监控。她当然需要抽身离开这险恶的环境，然而她丢不下女儿，当局也不会允许她出境。
保罗微笑着说：“我一定可以说服你。”次日，他约她单独吃饭，送她回家。他谈她的作品，对她的《翡翠猫》《葛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幽默地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样，头脑性感，身子聪明！”
这话像箭一样，穿透她的头脑和身子，留下命中后的痛楚与畅快。她就是这样的，为文字痴狂，在文字里性感，小说《葛藤》写的就是知识分子婚外恋的悲剧。而在现实中，她认为人与生俱来要被命运的葛藤缠绕，她要寻找解开束缚的方法。
他送她到楼下，再也不掩饰对她的一见钟情，力邀她去爱荷华：“我一天都不能忍受见不到你，你先跟我去日本，之后到新加坡、菲律宾，然后我们一起回美国！”虽然心动，但聂华苓还是清醒的：“我是母亲，还有丈夫，你是父亲，还有妻子，怎么可以放肆地说这些话？”保罗回答：“是你让我意识到生命不完整，我觉得自己也能填补你的不完整，我们应该大胆地相爱！”
他情真意切，可她是一个有着鲜明中国性格的刚烈女子——习惯了隐忍，不太受用如此火辣辣的情话。即使在1964年，出于对文学梦想的追逐，以及摆脱险恶形势的需要，她接受保罗的帮助，成功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并且于转年，她跟分居7年的丈夫离了婚，但她与保罗的关系，仍然发乎情，止乎礼。
保罗是一个有着强烈美国性格的男人，不虚伪，敢说也敢做。她愈理性，他爱得愈烈。保罗的妻子玛丽患有精神病，跟保罗结婚时，玛丽隐瞒了精神病史，保罗整整30年生活在不和谐的婚姻中。
为给爱争取希望，保罗顶着法律和舆论的压力，开始了艰苦的离婚大战。
于万千变化中说不变的情话
聂华苓获得在爱荷华大学执教的工作。1965年，她创造性地提出了“国际写作计划”，该计划是给青年作家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没有学位束缚。被纳入计划的人，可以前往爱荷华生活4个月至两年。这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也面临琐碎的管理事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保罗一直乐观地给予支持，他会在滂沱的雨夜去接聂华苓下班，告诉她他们的未来，告诉她酝酿中的国际写作计划会迎来金灿灿的太阳。二人面对面时，年近六旬的保罗，声音和眼神中满是对她的依恋和寻觅。
1966年，保罗前往欧洲列国搜集优秀的短篇小说。他每天说不同的语言，谈不同的话题，住不同的旅馆，而在劳累困顿之余，他坚持每天给她写信。
在巴黎，他说：“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两个小时，非常疲倦，看到你的信，立刻来了精神……这座城市十分迷人，到处都有可爱的美景，可没有你，一切都显得萧瑟冷清！”
在圣路易，他说：“古老的屋子美极了，圣母院就在那儿……每当我看到美好的事物却不能跟你分享时，就更想念你。我想回来在山上建一座活动的小屋，你可以来看我，我们一起吃晚餐！”
在布列塔尼，他说：“在这么美、这么蛮荒的岛上，多么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此刻。”
看到路边早开的桃花，他会摘下一两朵，寄给她；看到巴黎大街上时髦的衣服和帽子，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寄给她……他嘱咐聂华苓接待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朋友，也嘱咐这些朋友给他心上的女人带去快乐：“我保证让她给你喝最好的酒，但拜托你多逗她笑，她的笑声很好听啊。”
保罗于1941年接管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即使在战乱的年代里，他也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二十余年来，从作家坊走出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国家诗人、文学院士。1965年，因为贡献卓越，他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
聂华苓后来才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当她在台北一边发表文字一边遭遇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困境时，远在爱荷华的保罗就开始关注她了。他寻踪来到台北，本来只打算帮助她，却在见面那一刻真挚地爱上了她。在保罗家里，有他写给她满怀敬意的诗——《致聂华苓》：“你教我从水中取木，你把一切神奇的爱的真相指点给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
他爱她被长江和黄河浇灌过的灵魂，爱她的内敛与丰润，爱她身上刚毅的中国性格。他因为年少的轻率付出30年的光阴，因为与她相见恨晚，才更懂得矢志追求她。
保罗像一条激情宽阔的河流，让聂华苓逆流而上，了解他坎坷而充满温情的成长经历，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旅行，她感觉真正地被滋润了。她穿上他寄的新衣，给他回信：“苓，是一种菌类植物，只寻松寄生。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我以为自己活了三世——前世飘零，二世危迫，三世，终于找到命里的那棵松！”
1971年，保罗离婚后，她送给他一把用丝绒布包裹的家门钥匙，意寓他们真正打开了情感上的禁锢，可以自由交往。
鹿园回响三世的情话
结婚时，她46岁，他63岁。他们在爱荷华河边的山坡上筑起了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木质结构的赭红色楼房，楼房周边是苍翠的森林，保罗在森林里喂养了许多只鹿。孩子们已经成人，鹿园成了他们两人的伊甸园。
他们的一天常常这样开始——聂华苓赖在床上胡思乱想，保罗端进来暖暖的咖啡，说他正在构思一首长诗，问她要不要听听。她听完后说：“好极了，写下来。”保罗的眼里就闪出泪花，说：“别人不懂的，你懂！你和我是这般默契。”
漫长的白日时光里，也不沉闷。他们各有各的书房，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但都对着爱荷华河。河边，保罗为聂华苓种上了杨柳树，为的是让她能在爱荷华看到中国的江南。他在楼上打字，常常突然停下来，喊道：“华苓！”听到她答应后，打字机又响起来了。有时他不喊，而是走下楼，将手搭到她肩上，说：“我只想知道，你在这儿。”
保罗在上班，聂华苓打电话过去。保罗用中国话说：“喂！”她问：“你怎么知道是我？”他回答：“你的铃声里透着温柔。”
保罗肚子疼，医生问他有没有过痉挛史，他回答：“有过，就是在遇到华苓的那一刻。”
参加朋友聚会时，他不断伸长脖子找她，他对朋友说：“我的脖子上有一颗定时炸弹，见不到华苓就会爆炸。”
他和她坐在靠河的长窗前聊天，她说：“快看，一只红鸟飞上了橡树。看那边，那只鹿走出树林的姿态像娴雅高贵的公主。”他不看鹿也不看鸟。看她的侧脸，说：“我真喜欢我们的生活。”
他带给她的爱，像孩子一样热烈纯真，没有丝毫的暮年气息。聂华苓依然是中国的聂华苓，她坚持用汉语写作。保罗说情话时，她会微笑和脸红。她不那么主动示爱，却把他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保罗留言：“以前我认为相爱很难，对人有刻骨的感情更难；如今我深深地知道，真正的爱情，就是两份的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1990年的除夕夜，鹿园冰雕玉琢，红楼里一炉红火。保罗为聂华苓斟了酒：“华苓，祝我们俩健康快活。我要再重复一遍——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生活。我还要重复一遍——你的脑子很性感，身子很聪明！”66岁的聂华苓笑得像一朵怒放的花：她老了，他还是把她当宝，这种日子，可真过不够！
没有想到，这是两人相处的最后一个除夕。1991年3月22日，他们启程前往欧洲，打算去领波兰政府颁给他们的文学奖，接受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接见。在芝加哥机场，保罗突然发现拿在手里的爱尔兰鸭嘴帽不见了，那是聂华苓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十分焦急，来来回回地找，直骂自己笨蛋！后来，他找到了，可在转身走向转角时突然躺倒在书报摊前的地上，没了知觉。
聂华苓失去了保罗，起初还没觉得天塌地陷，她以为自己做好了失去他的准备。然而，当她独自回到爱荷华，在山脚下想起无数次跟保罗回家，保罗远远地望着红楼说“我真喜欢我们的家”时，巨大的痛楚开始袭来。
她走进家门，看到他养的鹿上前来迎接，种的茑萝在风里摇曳；她走进屋子里，看到他亲手为她做的黄色书桌，上面放着他的诗集《中国印象》，其中有一首是《想到我会死在中国》。他动情地写道：“在那迷茫和苦恼的时刻，我想，中国啊，您把美丽的妻子给了我，我在暮年，只好把可怜的骨头给你！”
爱一个女人，并将对她的爱扩大到爱她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一种怎样深沉的情感啊！她跟他相处一世，他的爱照亮了她的三世，也照亮了她身后魂牵梦绕的故土。
12年后，聂华苓走出悲痛，写就传记《三生三世》，隔着时空回忆保罗。
2012年5月，聂华苓被南京大学评为“十大杰出校友”之一，入选理由是：她是国际写作计划创始人，是“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是“世界文学组织之母”。聂华苓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运地遇到保罗，得以成全！”
